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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艺术、建筑的人很可能都知道彼埃·蒙德里安，这位荷兰的绘画大师以简单的直线、直角和方形影响了现在艺术和现代建筑学。

彼埃，蒙德里安(1872–1944年)生于荷兰中部的阿麦斯福特，逝于纽约。他出身于一个严格信奉加尔文教的家庭，父亲是位小学教员，要求儿子也从事教育。但最终，他的儿子还是拒绝了这一职业，并在两个公共学校获得了图画教学证书之后，进了阿姆斯特丹美术学院，成为一名勤奋刻苦，颇受教师赏识的学生。然后，他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画的很多，卖掉的很少，靠在博物馆临画卖和绘制科技挂图过活。

他主要画阿姆斯特丹周围的风景，并经常重复一个题材。例如，他以同一角度多次重画杜旺德里兹农庄。他的颜色尽管以灰和暗绿为主，却往往柔和秀美。他的画风爽直，笔法也非常肯定。1903年，他在荷兰布拉拜特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地区住了很长时间，这似乎给他的绘画展开了新的前景。宗教问题使他着迷，他读着“神智学协会”出版的书籍，并在几年之后，成为它的会员。他爱画孤立的村舍，淡紫色和灰色的神秘森林内景。1908年夏，他到瓦尔申岛东布尔的首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画风，颜色有了光泽，淡紫色渐渐消失，从而使浅兰色、白色、玫瑰色、金黄色得以自由驰骋(一系列的《沙丘》，《西卡拜尔之塔》，1908—1911年)。

一些朋友劝他前往巴黎，荷兰画家吉克尔把自己在蒙巴纳斯的画室借给了他。于是，蒙德里安于1911年底来到巴黎。他马上受到立体派的影响，画出作为本世纪绘画中对确定主题进行不断抽象化的唯一组画—著名的《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五天，他回到荷兰，看望生病的父亲。在阿姆斯特丹，他得知了开战的坏消息。停战之后，他才急迫地回到巴黎。在这四年半中，他住过东布尔，斯赫维宁根，阿姆斯特丹，拉兰的小村镇。他继续探索抽象画(以海和大教堂正门为题)，并在1915年画出一种横、直线的节奏(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作《多与少》的组画)，予示着即将出现的新造型主义和纯造型派。

这时，他认识了瑟奥·凡·杜斯堡，两人一起创立了斯蒂尔杂志，并于1917年10月出了创刊号。蒙德里安在该时期中写作要多于绘画。他在《斯蒂尔》上发表了一些长篇理论文章，其中有几篇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其中一篇《自然现实与抽象现实》堪称抽象艺术的基石。1919年初，蒙德里安回到巴黎，继续就横、直的新造型艺术主题进行长期思考。在直至去世的二十五年中，这一工作从未停止。他画的背景先为灰色，后为兰色，从1922年起，固定为白色。构图经常是稍有变动的重复(1929到1932年间为正方形画幅)。在颜色中，他偏爱红色。他这一中心时期的某些作品含有红色的长方形，有时占着色面积的三分之二。

他很少展出作品，只卖给极少的收藏家，谦逊地生活在一间以新造型主义原则布置和油漆的画室里。他极少去宣传自己，然而却驰名世界。从此，其作品的意义超越了荷兰国界。他的思想曾在一段时间里影响了莱歇和包梅斯特，后来，又影响了本·尼克松和马克斯·比尔。他也有忠实的学生：摩斯小姐、让·高林。1925年，包豪斯出版了他的书《新造型》，在德文译本中，还加上了1920年他在巴黎《现代努力画廊》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新造型主义》。

蒙德里安艺术的意义在于他把方法缩减到简单地表现一种往往是两条直线在直角上相交的关系，以此来寻求造型艺术的单纯。不光是曲线和空间想象，就连用笔的一切可能，一切使人想起印象派技巧的笔法，都统统被他抛弃了，因此造成一种反对一切外表世界的持续、神秘的绝对化。他的画是平的，画上的颜色也是极平的，这样，它就变成了一种既不联系于时间，也不联系于空间的思想工具，然而它又驾驭着时间和空间。这就造成了一种关系，蒙德里安一直想要使它充满活力，表达出不对称的平衡。

1938年9月，他感到战争临近了，于是，离开巴黎去伦敦。然后，又于1940年9月到达纽约，在众多崇拜者的关心之下画了起来。他在纽约完成了一些在伦敦和巴黎动手的画，办法是以方块或色线的相加来减轻已变得众多的黑线的压迫感。生命的最后两年带给他的满足要胜过不断劳作的五十年。他有了某种物质上的舒适，并在作品中表现为更大的精神安逸。黑色被赶走了，《纽约市区》一画只有黄色，红色和兰色的线。在《康庄大道之歌》中，线有断成一个个小长方形的倾向，有如音乐中一段快乐的拨弦乐。他的未竟之作《胜利之歌》更是一首表达欢乐之情的交响乐，审慎和自由，保留和激发组成了仍以横、直新造型主义的已知条件作为法则的完全统一。

在本世纪绘画中，蒙德里安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从自然主义缓慢地、逐步地走向最完全的抽象化，也是因为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成就。每一步都是一个人的全部体现，这一绘画对进程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是漠不关心的：它负起了完全的责任，并且不作任何妥协。在冷漠的抽象化顶峰上，画的后面有某种东西在振响着，它使画面温暖、人道，并使它成为无法摹仿的。